超级医院——医疗的北洋时代

　　“超级医院”，一直是这两年医改领域的热门话题。超级医院们如何出现？超级医院们何去何从？各路专家莫衷一是。

　　

　　不过，当我们把视野再放大一些，或许，能够从历史中找到一些参考样本。

　　

　　从北洋军阀历史中发现，当下的医疗环境、特别是超级大型医院的不断产生，与群雄割据的北洋时期军阀政治格局有那么一些相似之处。

　　

　　那么，北洋军阀和当下的超级医院有什么相似？这就得谈谈军阀的形成原因。

　　

　　史学家们认为军阀形成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经济：因为国力衰弱，在军队供给上出现问题，促使军队自谋生路、自筹粮饷，从而削弱、摆脱对中央政府的依附性，产生军阀。很简单的道理：不给钱，谁还听话呢？

　　

　　医疗，和军队一样，属于社会公共资源，即便国家不能全部买单，至少也应该给大部分兜底。不然，就必然产生“医阀”。1992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后，卫生部贯彻文件提出的“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卫生部门工作会议中要求医院要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

　　

 

　　让医院自己养活自己，这个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很麻烦了。这样的政策导向刺激了医院创收，同时，也极大削弱了政府对医疗资源配置宏观调控和计划能力。

　　

　　愈是挖掘历史，我们愈是会发现：军阀时代，远非我们印象里非黑即白的黑白默片，而是有血有肉的彩色片。

　　

　　对超级医院的评价，更是如此。尽管很多报章连篇累牍地列举出超级大型医院的诸多弊端，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大型医院在中国既往卫生事业发展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抹杀的。而且，在很多特殊的公共卫生领域，例如灾害救援、对口支援等方面，大型医院发挥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

　　

　　虽然，比国外同行面对着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以及政治要求，国内大型医院依然在努力地尝试进行着管理革新和提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国内大型医院当管理者，比国外同行需要更高的智商和情商；国内大型医院的管理效率，也高于某些不断提出各种管理要求的政府部门。

　　

　　这些年，宣称“医改取得重要进展”的，大多是一些没有超级大型医院的地方。

　　

　　军阀的生态，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争夺地盘、人员、武器等公共资源。同样，有巨无霸医院存在的地方，小一些的医疗机构处境就比较困难了。但是，这依然不妨碍地方上将资金投给条件较好的大型医院，以使他们的条件更好，特别是保持较好的高端服务能力。为啥？除了“投资收益较好”这一原因，当然还有从自身出发的一些考虑。

　　

　　另外，长久以来，医疗卫生领域因为“政绩观”的原因，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不同程度地把医疗发展视作“必须分出金银铜牌”的奥运会、而不是“重在参与、人人有奖”的特奥会。因此，愈是学科强大的医院，愈是容易获取利润，医疗界“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

　　

　　近些年，在医改领域，“打倒军阀”之声不绝于耳。很多人喊出“拆分超级医院”的口号。

　　

　　这样的“北伐”，可行吗？

　　

　　超级医院的规模，带来更大的技术优势。只有在大型医院里，才能够享受到更新、更大的医疗设施设备提供的先进服务。这些服务是中小型医疗机构无法提供的。在某些医学专业领域中，两种机构的服务差别更是云泥之别。

　　

　　很多医生，特别是行业翘楚，依然愿意留在大型医院，并想把医院做得更大。因为，他们将个人价值寄托于其上。在早期，这种价值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而如今，在这价值则更多地体现为医疗机构提供的职业支持。抛开先进的设施设备条件不说，在工作流程的管理上，大型医院有很大的平台以及提升潜力。医学的进步，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流程的重构和调整。医院科室之间的运营管理模式差别很大，有的医院科室形成了具备上下游科室的“社会化大生产模式”，而有的医院科室依然处在敲敲打打的“铁匠铺时代”。已经习惯于“社会化大生产模式”的医生，绝对不意愿再回到“铁匠铺时代”。近来开展的一些医生自由执业的其他形式，会对医疗体制带来某种影响，但也难以在短期内撼动大型医院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