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疗特色影响在线问诊发展模式

　　在互联网医疗领域，在线问诊模式对患者而言其价值是肯定的。在美国提供在线问诊服务的数字医疗公司在近几年的实践中已逐渐摸索出了自己的盈利模式。然而从医疗体系设置和政策规定上，中国和美国的差别很大。在受到更严格限制的中国医疗体系中，在线问诊的模式发展受到了诸多限制，具体而言可能会如何影响在线问诊模式发展的?未来导向会否变得有利?是否存在有中国特色的在线问诊模式?在此为大家做一番分析。

　　非医疗机构遭限制

　　2014年9月1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首次明确了远程医疗服务的定义和内容：指一方医疗机构邀请其他医疗机构运用通讯、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为本医疗机构诊疗患者提供技术支持的医疗活动。非医疗机构不得开展远程医疗服务

　　所以严格来说，现今的几个主要的在线问诊平台都是互联网公司而非医疗机构，是不能提供医疗服务的。那么怎么办?现在通行的办法是大家都纷纷称自己提供的是“健康咨询服务”而非医疗服务。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有从诊断到处方到拿药全流程的在线问诊服务，而中国做不到。开处方显然是医疗服务范围，视频问诊手段显然也更靠近能“诊”能“断”的远程医疗。

　　玩文字游戏勉强混过去从长远看总是不保险的。这个《意见》公文才发布于2个月前，代表了当下的风向，也意味着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有改变。那么想要再进一步发展的办法还有什么更稳妥的思路?当然有。

　　个思路，变为“医疗机构”.看上去，申请为民营医院的政策门槛较高，但好在现今的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办医院。从2014年1季度的数据来看，中国民营院数量已经达到11514家，占全国总医院数的46%.但现行政策恐怖也不否允许开办一家纯网络医院，那么为了运行在线问诊平台要投资一家实体医院代价是否有些高?

　　当然还有更诸多借壳办法，找一家民营医院入股合并，或者作为特需加盟机构嫁接公立医院。在上个月，北京就曾发文首次鼓励公立医院以特许加盟方式发展。

　　但是要注意的是，走这条路仍旧要面对《意见》中的另一个要点，就是只能为本医院的患者服务，也就是说其医生资源仅限于使用自己医院内的医生。在规模上仍旧会很受限制，除非医生多点执业政策能放开(在后文中会再分析)。

　　第二个思路，坚持扮演好软件公司的角色，作为技术合作方与医疗机构合作。也就是说在线问诊平台作为技术承包方，不再直接面对患者，而是成为幕后技术支持方。这个思路下，在线问诊公司可以与多个医疗机构合作，并有可能走通视频方式和处方环节。这条路的关键点是医疗机构自身有多大动力去推进自己的在线问诊部，也就是对院方的收益何在?

　　医生自由执业未放开

　　因政策限制，中国医生如果不在其注册医院行医，则可能遭到处罚，绝大多数医生只能在公立医疗机构行医，接受固定报酬。因此医生如果通过在线问诊平台行医，也是违反规定的。当然如今大家称是在做健康咨询，而非行医问诊。

　　好在这项限制有松动的趋势。事实上，中国医生自由执业限制事实上已经遭诟病多年。2009年起，原卫生部已经在部分地区进行医师多点执业的尝试。 2011年又发出通知《扩大医师多点执业试点范围的通知》。2014年1月26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关于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及解读，促进医师合理流动。2014年1月，北京市卫生局起草了放开医师多点执业的新方案，有望在全国领先多点执业，是目前全国范围内接近医师自由执业理念的改革方案之一，不再把“原单位的批准”列入医生多点执业审查条件。

　　因而，医生自由执业还是有望进一步放开的。如果终实现，那么在上一部份关于个思路申请为医疗机构中，仅能使用本医院内医生的限制也就不存在了。

　　问诊费过低

　　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通医生的收入基本来自问诊费，问诊费往往高达50~200美元。在线问诊平台减少了流程环节提升了效率，往往能提供给患者比去现场看医生更低的价格。低价优势更易吸引到更广泛的用户，因此整个模式也更易被推广和接受。

　　中国的医疗体系中“医”和“药”没有分开，医院的收益大多来自于“药”而非“医”.因而，普通门诊费用非常低廉，通常只有十几元人民币。这么低的问诊费已经完全没有再压低的空间，无法给在线问诊平台上的患者提供价格上的利益，更无法以这样的问诊报价从医生方收取平台服务佣金。

　　门诊费未来会大幅提高吗?答案恐怕是不会。门诊费用大幅度提升关系到民生问题，不能轻易变动，尤其在“医”“药”没做到分家之前。但是2013年国务院曾出台《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价格，促进多元化办医。因此意味着在非公立前提下，可以走高端路线。

　　我们知道在如今的医院中专家门诊或者特需门诊也有收入高价的门诊费，用高门诊费换取看名医或者优先就医的特权。在线问诊也可以同理使用这个定价策略。当然花了更多的钱就要得到更高价值的服务，怎样提升价值匹配价格是这个思路的关键，当然名医问诊是价值之一。

　　随机看医生

　　西方国家大多有家庭医生制，普通疾病固定由某个医生来服务。尤其对于慢性病患者而言，有一个固定的医生能长期跟踪病情，提供更合适的治疗建议。在这种模式下，医生和特定病人之间的沟通往往更充分，使用在线平台作为沟通工具能提高效率，同时也不存在信任障碍。医生为了能令患者满意，继续固定在他的门诊就医，则会更有意愿与病人加强沟通，提高疗效。

　　而在中国，大多数患者看病都是随机的。挂号分到哪个医生就看哪个，即便是复诊很多时候都难以再找到之前做诊断的医生。在这样的机制下，医生们也是看一次算一次，过后就不再跟进，完全没有保持长期沟通的动机，对于疗效而言经手多个医生也无从做评定。

　　如果医生能相对固定，疗效的考核也更有依据，医生和院方对与病人充分沟通会更有意愿，在线问诊平台作为沟通工具的价值更能显现，将有利益驱动现有医疗机构与在线问诊平台的合作。改变这个现状，需要医疗机构能形成以患者为中心、以疗效为导向的经营思路，重新制定相应的考核机制。

　　抛开作为技术合作方与医疗机构合作的思路，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线问诊平台本身却能方便地实现固定医生就医，长期跟进病情，保持密切沟通。在线问诊平台方更应鼓励这种更具用户粘性的模式，并围绕这个诉求点设计产品。

　　综上所述，中国的在线问诊模式不得不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当然未来的政策环境会不断演变，更应时刻观察风向，着手长远规划建立自己的竞争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