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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调查:医调委靠中立化解纠纷

来源:人民日报 编辑:kenny 点击量: 时间:2019-05-16

  天津医调委有一些“法宝”:制度上,1万元以上的医疗纠纷必须经医调委调解,所有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必须加入医疗责任保险。资金上,政府出资购买服务,保证了医调委的第三方独立性。但进一步发展也面临瓶颈:目前还存在人手不够、工作压力大等问题,面对医闹时效果也相对有限。

  罗欣(化名)的母亲因摔伤右髋入住天津某三甲医院,接受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没想到手术后出现急性心梗,抢救无效死亡。罗欣不能接受“换个髋关节人却没了”的结果,来到了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为他们调解的是刚从天津市和平区医学会退休的主治医师姜兆理。双方在陈述时,罗欣的话不多,只提出10万元的赔偿,医院的代表却强硬地坚持“是手术风险的范畴”。

  “心电图有明确异常时有没有请心脏科会诊?有没有针对心脏问题的术前讨论和评估?”姜兆理向院方提出了非常专业的问题。他还咨询了专家委员会的意见,专家认为,医方对患者心脏疾病未予术前评估和讨论,术后关注不够,存在过失,但患者的死亡其自身疾病占主要因素,故医方应承担30%的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应赔偿20.5万元。罗欣和院方都接受了调解结果。

  这是天津市医调委经手的一个案例。近年来,医患矛盾较突出,各地纷纷建立医调组织。医调委有效吗?靠什么路径保障效果?记者展开调研。

医疗纠纷,病患关系,医患关系

  靠制度叫停医患私了

  天津市医调委成立之前,出了纠纷,花钱私了往往是很多医院的选择。

  “那时,医疗纠纷主要通过医患双方协商解决、申请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三种途径解决。”天津市卫生局医疗服务监管处处长葛乐介绍,“三种途径各有弊端。医患双方协商常常由于情绪激动、矛盾激化而谈不拢;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人们通常认为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是一家人,难免袒护医院;到人民法院诉讼,程序复杂,一个案件常常要拖几年甚至十几年,耗不起。”

  这种情况下,为了向医院施压,有的患者殴打医生、停尸闹丧、强占病房,甚至出现了职业“医闹”。在各医院的院长们看来,头疼的不是患者依法维权而是“医闹”,医院只能和患者私了,花钱买平安,进而形成“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的不良示范。

  2009年2月1日,天津率先在全国颁布实施了个省级人民政府令《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建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和医疗责任保险两项机制,断绝了私了的后路。

  办法规定,索赔金额1万元以上的医疗纠纷,医患双方无权自行协商解决,必须经医调委调解。违反规定私了的医疗机构可能面临党政领导免职、医疗机构降低等级、与财政补助挂钩的考核一票否决等严厉处罚。

  医院不能再随便出钱赔偿患者,并不意味着患者的正当权益无法保障,取代医院进行赔付的是开展医疗责任保险理赔业务的保险公司。2009年起,天津所有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和市卫生局签订《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承诺书》,加入医疗责任保险。每家医院根据医疗服务数量缴纳不同数额的保费,保费与医疗责任赔付挂钩,医疗纠纷少、赔付额低的医院,下一年度续保费用优惠幅度高可达50%,反之续保费用高涨幅可达上一年度的3.5倍。

  2008年天津市发生医疗纠纷1142件;而2009年至2013年,平均每年发生医疗纠纷439件,比2008年相比下降62%。

  靠独立、专业保公正

  天津市司法局基层处处长杜军介绍,天津推行的独立第三方调解的方式不收取任何费用,由政府全额出资购买服务,确保独立、公正的第三方地位。医调委的办公地点、经费及调解员工资均由天津市政府支持。

  天津医调委主任欧阳澍介绍,医调委共有专职人员22人,其中从事调解工作的19人。每次调解由一名调解员和一名助理调解员参加。调解员都是有着医学工作或政法工作经历的老同志担任,助理调解员是法学和医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担任。来到医调委的纠纷双方都要在调解员的主持下,走厘清事实、分清责任、依法赔偿的程序。

  此外,天津从全市医疗机构遴选了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和医学鉴定经历的211名医学专家,28名法学和保险领域的专家,组成了专家咨询委员会。

  一旦发生纠纷,医调委在调解时首先要判断院方是否存在过错。统计数据显示,5年来医调委受理的2304起纠纷中,判断医院没有责任的只有约100件;市卫生局共召开59次937个案件的分析会,吊销了两名医生的执业证书,10人被暂停执业6个月到1年;平均调解成功率为87.5%。

  靠联席会应对医闹

  大部分患者及家属都能理性解决问题,化解纠纷,但欧阳澍承认,“医调委不是万能的,还是会有少数人选择极端途径。”

  对于可能出现的恶性伤医乃至“医闹”行为,《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实施后,卫生局、司法局、公安局、保监局、医调委等部门建立联席会制度并制定医疗纠纷应急处置预案,在“医闹”等恶性事件发生时时间到现场办公,及时引导医疗纠纷进入调解程序。此外,对于恶意敲诈、“医闹”影响恶劣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由公安机关处理。

  目前,《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条例》已经被列入天津市今年的立法工作计划。天津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王贺胜表示,通过立法,能更好打击医闹。

  除了问题的复杂性,医调委自身也面临压力和挑战。有的患者和家属对调解结果不满意,大骂调解员,当场摔了杯子,还闯到欧阳澍的办公室大闹,“信不信我现在就卸你一条腿。”“这种阵势我见得太多了。”欧阳澍说。

  此外,学习压力大、人才短缺都是现实问题。欧阳澍说,每位调解员都要同时处理二三十件纠纷,新调解员补充不上,这些都是制约医调委发展的瓶颈。

  医调委是发生问题之后的疏解平台,想要真正解决当前医患矛盾问题,在王贺胜看来,还是要从根子上想办法。

  “我国目前优质医疗资源还不能满足百姓的需求,排几个小时队去挂号,等几个月住不上院,谁心里都会有火,而另一方面大医院的医护人员超负荷运转、工作压力大是不争的事实。”

  王贺胜说,矛盾的解决需要随着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入,不断改善医疗卫生供给,提高医疗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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