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医生也需好病患

　　在危重病人抢救中，气管切开是一项常见的紧急措施，医生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迅速决定是否需要进行气管切开。然而，患者家属则可能拒绝医生的建议。一位患儿家长不同意对自己的孩子施行气管切开，他的理由是“我心疼孩子，这个我绝对接受不了”“不行，我害怕，我会做噩梦的”。

　　气管切开术是一种有明确目的、操作规范和适用范围的治疗手段。在医学上，气管、喉部只是人体的一个器官;而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喉咙(气管)是生命的关键通道，而且具有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切开这个部位，不免令人联想到“见血封喉”之类的感性描述。

　　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不可能让普通人像医生一样完全冷静、理性地看待一项医疗措施。然而，如果医患双方不能消除认知的差异，并就诊治措施达成一致，就会为医患冲突的发生埋下隐患。

　　医院不仅是治病救人的场所，也是不同的疾病认知观念激烈碰撞的地方。现代医学的疾病观念体系和普通人多样化的疾病认知框架，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医患互动过程中暗战。

　　一项认知人类学研究认为，患者对疾病认知的基本模式包括自身对病痛的体验、求医经历、家庭影响、社会文化、民间疾病观念、对生物医学的想象等因素。这些因素一起构成了他们对疾病的判断和对诊治的预期。

　　然而作为医生一方，这些经过了系统的现代医学教育，并积累了长期临床经验的专业人员，他们对疾病的认知排除了个人和社会文化的因素，在医患互动中占据绝对主动权，并保持着手术刀般的冷静和深刻。而这种理性即使是正确的，也可能被处于病痛之中的患者视为冷漠、麻木。

　　医学既是一个专门学科，又和每个人切身相关，这是任何其他专业都没有的特点，这一特点也决定了医患双方共同完成的诊疗过程，必然是一种思维的博弈。

　　很多人都相信“久病成良医”这句话。然而在医生看来，这句话有某种程度的误导性。就在一桩杀医案发生之后，一位资深医生感慨说：医生和患者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是事实，但是危急中的病人不可能边学习医疗知识边和医生进行“公平交易”。医患关系应该是一种信托关系——信任并且托付。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在诊疗过程中他的利益与患者是一致的——共同的目的就是治好病。

　　美国作家裘帕·拉希莉写过一本名为《疾病解说者》的书。一位医生在读过这本书后说，“疾病的确是需要解说的，但是我要做的重点，不是把疾病的知识讲给你听，而是在交流过程中，能够使解说者和倾听者达到逻辑路径的一致，这样才能提高医患之间的信任度和治疗的依从性。”

　　在法律上，医生和病人是平等的，然而事实上又是不平等的——医患双方在占有医学知识上的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重要的不是消除这种不平等，而是调和双方的认知差距。

　　例如，对于医疗技术的局限性很多病人就不能客观地看待。临床上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尽管采用了各种现代化的检查，而且经过多级医生诊断，一些病人后仍得不到确切诊断，只能冠以发热、咯血、腹痛“原因待查”等;有的病人经过数周、数月乃至于直到治愈，仍未能确诊;有的病人甚至死后做尸体解剖，也不能得出确切结论，这意味着在对某些疾病的诊断上，现代医学仍处于束手无策的境地。

　　同样，许多病人渴望医护人员能够妙手回春。而如果情况不如自己所预期的那样，就会提出质疑，“花了那么多钱，病怎么越治越重?”“病人是站着进来的，后是躺着出去的!”

　　如果说，对疾病认知的差距是医患分歧的起点的话，那么，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如何才能大限度的消除这种差距呢?

　　一项有关“病人是否在就诊时把想讲出来的话讲出来”的调查显示，35名病人中，只有4人在就诊时讲出了本来想讲的话。显然，作为信息不对称的双方，强势一方的医生应该负有更多的责任。同时，病人应该主动与医生保持良好沟通，沟通的重点就是使医患双方达到认知逻辑的一致，而医生应该有鼓励这种做法的诚意和技巧。

　　医生也有医生的牢骚。在一个私下场合，一位医生朋友说，“老百姓只想碰到好医生，可是，你是一个好病人吗?”

　　霍尔斯医疗管理顾问指出建立和协医患关系需要规范医生的职业道德，也需提高病患的医学知识认知度，病患也需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文明就业，和协就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