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价值被低估，基层就更少了！

 如果把赤脚医生也当全科医生，那么我国全科医生早已存在，而全科医生制度却在历史地反复着，至今才在重建。在今年4月，广州市关于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就提到“到2012年底，实现城市每万名居民有1-2名全科医学专业的执业医师”,“到2020年，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至少有3名全科医生”.这就是新制度的目标。

　　    全科医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在实践的考验中也得到了肯定。在国外听到“我约了我的医生”说的就是全科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GP）。澳大利亚的全科医生数量约21000名，占注册医师的大部分，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全科医生担任着“守门人”的角色，为当地居民提供健康咨询、预防保健和常见病的诊断治疗等，并对慢性病和康复病人主动追踪观察。病人大多要经过他们转诊去医院接受专科和入院治疗，出院后又继续接受他们的治疗。不难看出，澳大利亚的GP承担着重任。

　　    对于我国来说，全科医生也应该是社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们在社区为群众提供健康咨询、健康教育，突出“预防为主”的重点，另外是起到合理分诊分流病人，减少患者看病的盲目性，节省患者看病费用，真正使医疗下沉，实现“首诊在基层”的目标，以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但是，在我国，全科医生也应验了那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首先，全科医生需求量巨大。按制度的要求，仅广东省需要2-3万人，可目前注册者仅千人左右。广州常住人口1270万，那只有把全省的全科医生都集中到广州，才有可能达到要求。

　　    “5+3”的培养模式是非常理想的计划，广州部分医学院校早有行动。可是，培养人才是个漫长的过程，虽然还有转岗培训更快速扩充全科医生队伍。但一时半载还难以满足需要。因此全科医生一时不可“豪华”登场，应发挥现在乡医的积极作用。

　　    说到服务人口数量问题，我们对照下意大利，每个全科医生可接诊的患者多不超过1500人，儿科医生多不得超过1000人。意大利共有3036个值班医生服务站，共有18000名医生。在节假日、夜晚和周末可以找值班医生，下班时间找不到全科医生和儿科医生的情况下由值班医生提供服务。作为意大利国民健康保险体系的雇员，值班医生不允许另签合同。如需要，值班医生可将患者转诊至医院。或者，患者可直接去医院的急诊科。这也就是说，意大利的全科医生除了服务的人口数比我们少之外，他们还有值班医生，减少他们的工作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科医生还有助理，这个是我们远远比不上的。

　　    我们全科医生已经不足，何谈他们的助理？国际上批全科医学住院医师培训项目早在1966年在英国、加拿大等国启动，这个年代也就是毛泽东因陋就简地开展赤脚医生制度的时期，时间发展上无差距，相反当时我们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他们。但是时过境迁，我们在否定自己的时候，别人已经大大超越我们，因此在观念上，在政府的主导下我们必须努力补课。相比公立医院改革，全科医生制度如果用心去搞的话一定比前者的效果来的快和实在！

　　    全科医生直接关系到疾病的防控、民众健康水平的提高和费用的合理控制，因而除了制度的保障之外，就是全科医生的质量了。比如说质量参差不齐。如医生年轻，缺乏经验；如对全科医生不明白自己的使命；如对一些基本服务急诊、住院、老年病、康复、临终关怀等方面缺乏知识和培训，等等。

　　    “赤脚医生年代”和当今全科医生的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假如以过去的理念与今天的财力结合在一起，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很好的。赤脚医生是当地工分值高的（满分是10分，赤脚医生是12分）——这就是补偿政策和考核制度了。如果，制度偏差了，就会出现出勤不出力和造假的现象。

　　    广州实行试行按年收取服务费的制度很好，它是由医保基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和签约居民个人分担。至于这三者怎么分担，全科医生的劳动价值如何衡量是很重要的。

　　    如果按照目前我国医生的劳动价值定价，理想制度就难以实现！在美国，家庭医生的收入应该说是比较低的，是三口之家平均收入的2.5倍。举个例子，宾夕法尼亚州的三口之家平均收入是55000美元，那么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家庭医生的收入是140000美元。中国呢？据卫生部的统计数据，北京市区的三口之家平均收入是65000人民币，北京市区的初级保健医生的平均收入达到2.5倍，也就是16万人民币了吗？可见，中国医生的价值被低估了！